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两山”转化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生物多样性具备极其重大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一种极易被忽视的隐形生产力。深入践行习生态文明思想，就要守护好生物多样性，助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生物多样性一般来说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ECO多样性三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是“绿水青山”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为“金山银山”提供了源头活水。

  遗传多样性诠释了“绿水青山”的基因密码。遗传多样性是生物生存适应和发展进化的前提，更是“绿水青山”的基因素材库。与ECO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相比，遗传多样性看不见也摸不着，更容易被忽略。保护遗传多样性，就要健全完善种质资源库（圃）、保种场、活体基因库等为主体的遗传资源保护体系，加快构建涵盖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各类生物的基因库网。

  物种多样性丰富了“绿水青山”的生态内涵。丰富多样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种类使地球充满生机，直接关乎自然ECO的稳定和健康。保护物种多样性，就要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广泛开展就地保护、迁地保护，构建功能完备的生态廊道，推进珍稀濒危物种、旗舰物种和极小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不断扩容生物资源宝库，让“绿水青山”的家底越来越丰厚。

  ECO多样性搭建了“绿水青山”的整体架构。ECO多样性构建起自然界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的生命共同体。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要统筹考虑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要素，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方针，加快实施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以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推动“绿水青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面提升。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臻完善、生态保护监管慢慢地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但也要看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两山”转化方面仍面临一些现实困境。

  主观认识需转变。有的地方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对生物多样性的主体地位理解不深，思想上还处在“要我保护”的阶段。有的地方低估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认为基于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产品生产供给周期长、经济效益回收慢，存在“重发展、轻保护”的短视思想。

  利用水平有待提升。对标《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可持续利用目标，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水平仍然较低，其蕴含的生态价值尚未充分转化为经济效益。一方面，生物资源的收集编目力度不足，地方传统优良品种面临丧失的危险，品种的分子鉴定和优良优异性状基因挖掘仍需加强。另一方面，部分生态产业仍处于生态产品粗加工的初级阶段，科技含量与附加值较低，存在产业链条短、产值规模小等问题。

  产业能级相比来说较低。一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转化路径主要以农文旅项目为主，存在模式较为单一、个性特色不突出、产品类型同质化的问题。产业融合度低，各类资源、产品的整合与协同力度不足，产业市场散、品牌乱、竞争力弱，对地方经济的整体带动作用不强。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发挥生物的“多样性”特点，拓展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形态、激发新动能。

  配套政策仍需健全。目前，支撑生物多样性助推“两山”转化的政策制度尚未建立，有关部门、区域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商和工作衔接。生物多样性未能融入现有的生态产品价值利用体系，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等制度仍处于摸索阶段。同时，一些地方在资产金额的投入、金融支持、技术和人才等要素保障方面的力度仍需加强。

  要加快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两山”转化的体系，着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胜势，实现生物多样性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水平发展良性互动。

  聚焦主流化，构建保护利用体系。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纳入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战略统筹安排，健全生物多样性政策法规体系。通过建立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等制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企业生产全链条，打造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企业样板，引导形成“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厚植自然资本”的价值导向。加快构建生物多样性知识传播体系和教育体系，有效激发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情，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大格局。

  聚焦产业化，构建价值增值体系。产业化是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的核心环节，可通过农林牧渔、生态旅游等推动生物资源转化为绿色产品溢价。加强物种资源调查和收集，进一步挖掘开发特色种质资源和地方品种，加快突破性新品种培育和推广应用力度，以优质农产品带动产业升级。鼓励企业组织生物资源利用技术攻关，在特色种质资源性状精准鉴定、育种、生物提取等关键技术环节上创新突破，以现代技术推动农林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发挥地方生态资源优势，推动生态旅游、自然研学等产业多元化发展，让“好生态变成好产品、好产品卖出好价钱”。

  聚焦特色化，构建品牌矩阵体系。特色化是破除单一化、同质化的关键手段，有利于推动生态产品特色化发展、品牌化打造。要充分挖掘地方生态资源优势，融入农耕、节庆、历史等文化内涵，打造体现地方特色的生态旅游、康养休闲、自然研学等生态产品品牌。提高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品牌发展能力，引领带动地区产品转化增值、产业提档升级。聚焦地方特色产业，构建政府与企业一同营建、产业带动力强、市场号召力大的区域公用品牌，形成区域生物多样性品牌矩阵体系，带动地方产业集群化、特色化发展。

  聚焦制度化，构建政策保障体系。制度化是畅通生物多样性助推“两山”转化路径的有力保障。完善政策制度设计，推动多层级、部门间、区域内的协同联动，统筹协调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构建行之有效、各方认可的生物多样性价值核算办法，科学量化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推动交易、抵押和变现。建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制度，加强对遗传资源及其相关新兴生物技术产品的登记和来源管理，保护遗传资源相关主体的利益。统筹财政资源，加大政策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加强种质资源调查、鉴定和繁育等技术探讨研究，强化有关专业建设和人才教育培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保障能力。

  契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格局，适应Z世代拥抱变革、表达活跃、实践奋进的代际特征，以更鲜活的话语、多元的样态实现有效触达，彰显理论的生命力与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理论传播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一起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