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布里尼-格林位于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建于20世纪40年代,后来发展为拥有23座塔楼和2万人口的大型社区,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现代主义公共住房项目之一,也曾经是犯罪、肮脏和政府失败的代名词。
建筑形态怎么样影响人的生活?城市规划为何阻碍了种族与社会资源流动?集中贫困与阶级固化、帮派暴力与流离失所,谁应该为卡布里尼租户所遭遇的不幸负责?
2011年,城区士绅化改造的背景下,为低收入群体建造的卡布里尼-格林被夷为平地。这本书的作者、著名调查记者本·奥斯汀通过长达八年的深入报道,以卡布里尼的历史反映了美国城市的变迁与福利系统所面对的问题,塑造了卡布里尼社区鲜活的众生相。
美国作家、调查记者,曾任《哈泼斯杂志》编辑,现为播客“城市”(The City)故事顾问、隐形研究所(Invisibl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他撰写的专题文章曾刊登在《杂志》《GQ》等多种出版物上,长期关注美国种族与社会正义等议题。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学士,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城市规划硕士,现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规划八院(城市设计研究所)总规划师。国家注册城乡规划师,擅长历史保护、城市设计、住房规划等方向。对芝加哥城市规划历史、美国住房制度演变、美国城市治理体系有所研究。
本·奥斯汀的《住在高楼里》不仅是一部关于美国最具标志性的住房项目之生死存亡的权威历史,也是对代表国家理想的公共住房如何、为何沦落至此的清醒评估。
毗邻卢普区,距密歇根湖1.6公里,芝加哥河湍流向北急转弯之处,隐匿着一处与芝加哥这座城市的历史同样悠久的地方。2016年,这里被评为芝加哥最宜居的地区之一。几代人以前,在近北区成为住宅区一个世纪之后,芝加哥住房管理局(Chicago Housing Authority)的调查员走在狭窄的街道上,每走一步,都更加确定这里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贫民窟。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的调查队员小心躲让着卡车和垃圾堆,还要避免掉进住宅前面开挖的放置煤炭的壕沟。1950年,正值战后经济加速发展期,这座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落后。所有房子几乎都是百年前建造的,其中许多本是1871年芝加哥大火后低成本建造的临时建筑,却成为居民的长期住所。调查员在笔记本上记录了社区的窘困:2325户居民中,近半数没有浴室,许多没有独立厕所;除了个别几户之外,多数家庭还在靠煤炉取暖。过去的几十年里,25个街区中涌入3600个家庭,人口增长了50%,住宅却只新增了1栋。公寓由脆弱的隔断分割成多个单元。“抱歉啊,让你看到这种样子,”一个家庭主妇在迎接调查员进入自己家的隔间时不好意思地说,“但是我们自己都几乎没地方住了,更别说放其他东西了。”不仅如此,就这些缺乏防火措施的房子,房东们还漫天要价,租金涨了70%。一年后,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发布报告,《卡布里尼拓展区:芝加哥贫民窟画像》(Cabrini Extension Area Portrait of a Chicago Slum)以耸人听闻的细节描绘了这个即将被拆除的街坊。“破旧、黢黑、摇摇欲坠的房子,歪歪扭扭的屋脊拼出疯狂的天际线。烟囱倾斜,屋檐下陷,破窗用抹布遮挡,掉了把手的门恣意敞开。这里的住宅几乎都没有后院,因为大多数本应建一栋住宅的地块上都盖了两栋房子。”连报告的封面也反映出贫民窟的脏乱,错视效果的图片让街区看起来像是烧焦了,仿佛这本书是从污秽的小巷里捡来的;标题选用加粗的涂鸦字体,“卡布里尼”(Cabrini)中,第二个“i”字上的点由一只蟑螂代替。
1950年,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的员工并非纸上谈兵之徒,他们自诩为做善事的自由主义者,其中许多人来自社会福利机构。他们对近北区的描述实属有意为之,他们都以为芝加哥的贫民窟正在杀死其居民。此地火灾、新生儿死亡、肺炎和肺结核的发生概率都是城里别的地方的数倍。住房管理局还指出,恶劣的居住条件还导致离婚、少年犯罪和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高发。管理局的员工们视自己的工作为一项救援任务:他们要将城市从衰败中拯救出来。“住宅具有魔力。”住房管理局局长伊丽莎白·伍德说,“给这些人体面的住房,让其中有能力的人有机会得到更优秀的工作。99%的人都会响应我们的号召。”
伍德不大像处于政党机器中的芝加哥政府官员。她曾在瓦萨学院教授诗歌,出版了一本小说,描述一名不幸的已婚妇女如何把不幸转嫁给自己的孩子(一位评论者说,这是对受迫害儿童的心理学研究)。她来到芝加哥的一家福利机构工作,但发现这份工作毫无影响力。比起草草记录绝望的客户提出的需求,她还想为城市作出更多贡献。1937年芝加哥住房管理局成立时,她出任局长。私营开发商未能满足该机构为所有人提供一个“体面、安全和卫生”的家的最低要求。近北区是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眼中囿于贫穷的可悲案例。伍德并不担心新公共住房项目规模过大,可能让该地区的整体租金下降,而是担心现有项目的规模还不足以对抗这片区域的贫困问题和年久失修。她说:“如果我们的设想不够大胆,就只能落实一系列小项目,如同一个个被烟雾、噪声和废气压垮的贫民窟荒野中的孤岛。”
伍德和她的团队希望扩建的一个“岛屿”就位于近北区的贫民窟附近。1942年,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建设了弗朗西丝· 卡布里尼住宅(Frances Cabrini Homes),这中间还包括586幢兵营式的2~3层建筑。根据联邦法规,公共住房的建造一定要按照最低标准,使用的材料和设计要明显劣于商品住房。卡布里尼的联排住宅简单、朴素,像一排排停着的拖拉机拖车。然而,因为身处被忽视的滨河地区,它们反而代表着秩序和现代化。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宣称:“(它们)像是在向衰败的现状宣战。”卡布里尼住宅的每户人家都有煤气炉、电冰箱、独立浴室和空调。建筑用耐火砖建造。项目的布局让家长可以在自己的公寓里看见公共庭院里玩耍的孩子们。“当你走进芝加哥的这个公共住层项目时,就像走入了不一样的世界,”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在早期的公共住房宣传册中夸耀道,“俯瞰窗外,草坪、灌木、树木,满目皆绿。令人愉悦、爬满葡萄藤的建筑和谐地矗立在一起,阳光、空气和玩耍的孩子拥有广阔的天地。目之所及都是花园,头顶的天比贫民窟里的更蓝,阳光比贫民窟里的更温暖。”
20世纪上半叶时,近北区的主要居民大多数都是意大利人。但一小片黑人聚居地也逐渐在那里成形。“一战”后,联邦政府限制海外移民,芝加哥河畔的工厂出现了用工荒。那时,当地多数居民正试图搬离饱受污染的工业区和摇摇欲坠的房子,非裔美国人便乘机搬入此地。
这在种族隔离的芝加哥并不常见。随着非裔美国人离开南方,芝加哥非裔美国人的数量在1910—1920年间翻了一番,从4.4万人增加到10.9万人,并在接下来的10年、20年里各翻了一番。1950年,当地非裔人口达到约50万人。20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新移民都搬到南区,形成所谓的“黑人地带”(Black Belt),那是一条从市中心商业区向南延伸的广阔带状土地。
即使没太多负担得起的选择,在芝加哥河北支流沿岸定居的欧洲人,还是能自由地在城市各处找寻商品房。整个40年代,芝加哥总共有8000套存量住房,全市的房屋空置率降至不足1%。但非裔美国人被困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房地产系统中。白人街坊制定了带有种族色彩的规定,禁止房主向非裔美国人出售房屋。一度芝加哥85%的房源都受制于此。即使在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取缔这一规定后,执行和追索仍旧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街坊里还出现了一些不再遮掩的对立,例如策划袭击和投掷燃烧弹,形势依旧无甚改观。联邦政府认为现存的黑人街坊对保险抵押的风险太大,并在地图上用红色标出这些地区。“红线政策”意味着非裔美国人几乎不能在自己租住的街坊购买房产,除非签订掠夺性的“先租后买”合同。在这种合同里,购房者每月需支付高额租金,但是并不获得相应份额的产权。如果在支付尾款前被驱逐,或出现任何违规,他们将失去房子、首付和此前所付的全部月供。非裔美国人在逃离了南部反复无常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之后,被“应许之地”的愿景吸引到芝加哥,却赫然发现在北方,他们的权力再次受到不公正、不可预测的投机性住房系统的挑战。
非裔街坊的房东们同时拥有对其房产的压倒性需求和垄断市场。他们不仅对破旧的房屋收取高额租金,还把公寓拆分成许多“小厨房公寓”。这样的做法在当时过度拥挤的芝加哥颇为普遍,在“黑人地带”格外盛行。在同样的户型内,房屋的居住人数和租金都呈现出指数级增长。一个六口之家的无电梯住房如果被一分为二,就能容纳十二口人,要是拆分成一室公寓,就能容纳更多住户。房东毫无维护自己位于南区的房产的经济动力;当然,鉴于他们的住房位于红线之内,银行也不会为其维护提供贷款。
太多的家庭挤在空气不流通的木构房子里,人们被迫使用私自改造的取暖和烹饪设备,的电线在临时搭建的隔断墙和横梁间四下延伸,连接到一两处过载电路上,火灾频发。因为“小厨房公寓”狭窄的门道与隔断均由易燃材料制造成,又缺少窗户和安全出口,若发生火灾,往往导致致命后果。“小厨房公寓是我们的监狱,是不上法庭就被执行的死刑,是一种不仅危害个人,而且持续攻击我们所有人的新形式集体暴力。”1927年从密西西比经孟菲斯来到芝加哥的理查德·赖特在《1200万黑人之声》(12 Million Black Voices)中哀叹道:“小厨房公寓是一个漏斗,将我们粉碎的生活引向城市的人行道,流向毁灭和死亡,并从中牟利。”
“二战”后的头几年里,据说大约6000公顷的芝加哥土地被“战争”摧毁,占整座城市面积的十分之一;25万套住房不符合规定标准,占芝加哥住房总量的四分之一。不同背景的芝加哥人都需要政府公共住房的帮助,而南区的黑人贫民窟中,这种需求最大。“由于在当前的住房市场中占据不利地位,黑人成为高租金的主要受害者。”《卡布里尼拓展区:芝加哥贫民窟画像》报告总结道。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
Copyright © 2018 Bwin·必赢唯一官方网站 版权所有 |